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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山“骑墙”建筑终于获得保可期
近日，这场声势浩大的“保楼”行动出现了转机。经市长陈建华批示，副市长王东亲自带队，邀请了麦英豪、黎显衡、吴庆洲、汤国华几位著位文保专家前往现场，进行全面的建筑测绘和结构安全勘察，同时还邀请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教授对民国建筑和明城墙作出保护方案。
钩沉——“骑墙”建筑见证羊城变迁
在许多越秀山的登山客眼中，这两座民国的连体建筑虽不显眼，但其特别的架构却为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清水红砖柱、黄色批荡、西式饰线、西式混凝土栏杆……都成为那个远去时代的独特印记。
这两座连体建筑，已经伴随古城墙遗址80多年，也成为羊城历史沧桑的见证。旧建筑行将拆除的消息刚放到线上，就引来微博上许多热心人的围观和议论。人们很快搜罗到房屋的旧照，证实这所“神秘大屋”确为解放后广州第一所公立学校“育才学校”的校舍。
“育才学校”仍不足以揭示这两座80年楼龄建筑所能承载的历史分量。网友们很快从民国的旧照片中，淘出了一张1933年“越秀酒家”的图片。接下来又有网友报料称，“越秀酒家”曾作为广州第一届展览会的馆址，分管的便是美术陈列馆的职能。详情记录在《广州市展览会筹备概览》上。
民国建筑的身世刚被揭示出来，市民便纷纷对此提出保育建议。其中，育才中学师生和老校友反响最为积极。他们认为，建筑反映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尤其是作为广州第一所由共产党政府创办的学校，记录了建国初期教育发展的一段历史。育才中学还考虑，如果政府同意对房屋进行保育，校方还可派出义工协助，担任义务讲解工作。
不少市民表达了同样诉求：民国建筑“买少见少”，希望能为越秀山留下更多有故事性的线索。汤国华表示，只要能查明这座建筑确实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是重要的公共建筑，它就具有历史价值，应当进行修复。
“现在，我们对这两座建筑的历史沿革已经基本清晰了：越秀酒家、广州市第一届展览会美术馆、育才中学……这些经历都足以说明它的历史价值，足以将它评定为历史建筑。”
保育——“城楼之争”折射文保理念冲突
与市民“保楼”的热情相比，专家团的反应却一直显得不太“感冒”。去年10月底，专家团仍一致“维持原判”：“该建筑虽承载一定的历史信息，但作为民国时期建筑，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一般，不具有代表性。”与之相比，“明城墙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载体”。由于骑墙建筑直接损害到城墙的整体安全，因此建议予以拆除。
市建委的答复也“裁定”民国建筑的“死刑”。他们表示，房屋属于特级危房和无主房，应当机立断开展住户搬迁工作，并予以拆除。对于房屋“保护”的价值和可行性，却只字未提。
“这两座建筑物，本来就是古城墙上的一道‘败笔’！”
文博考古专家麦英豪认为，当初把两座房子建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民国由于社会动荡，城市规划混乱，因此将房子建在城墙上也无人问津。“尽管这座建筑做过育才中学，但时间很短。如果能够将它拆掉，明城墙的马面就能完完整整地呈现出来。”
汤国华却表达了相反的意见。“民国建筑大部分是建在山体上，只有小部分建在早已不存墙身的墙基上。因此，建筑的存在对周边环境安全基本没有影响。它毕竟已经存在80多年了，地基是基本稳定的。”至于“违章建筑”一说，汤国华也表示不以为然。广州美术馆本身也令城墙开了一个缺口，在城墙上建楼反而客观上起到防止贼人偷砖的作用。
汤国华认为，恣意拆建本身破坏了原有建筑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事实上，明城墙西段的修复也实现了“墙树共存”的历史景观。城墙东段在保留历史性建筑的同时修复城墙，也应当是可行的。越秀山明城墙修复项目技术负责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郑力鹏则表示，文物保护需衡量文物建筑的价值。即便存在“城楼兼保”的技术条件，也需考量其保护成本。在他看来，民国建筑固然有一定历史价值，但与修复明城墙的价值相比仍不具有可比性。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保问题，已经超越了原先建设与保护之间的论争，而是不同的保护标准之间互相打架。”对于“城楼之争”，国内外也存在两套不同的文物保护标准。按照国外的惯例，每一时期的历史建筑都应该得到妥善保留。也就是说，明城墙上的民国建筑得到保护，本应不存在争议。由于国内将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分作不同的体系，从理论到组织、管理都不相同，因此“城”、“楼”保护孰先孰后，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汤国华认为，日后遇到同类问题，政府应将有关法规及时进行公示，并向公众咨询意见，通过良好的决策机制和传媒引导，这样的处理方更显成熟。
修复—— 明城墙“重建”存有争议
“城楼之争”并不仅仅聚焦于民国建筑的存废问题，明城墙的修复方案也是该文保议题的另一个争论焦点。越秀山明城墙总长1137米，与镇海楼、“岭南第一楼”（今五仙观）一同被誉为“广州明初三大古迹”，也是如今广州仅存的一段古城墙。古城墙的主体部分位于镇海楼，其余各段只剩下高度不等的残垣，有关建筑亦已荡然无存。
古城墙早在1989年6月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时任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提出修复广州古城墙的设想，并委托具有文物保护工程设计资质的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进行古城墙修缮复原方案的设计，并于次年开始对自然损坏的墙体进行复原和加固。
市民与文保界对古城墙的修复都抱积极的态度。然而，对于古城墙的修复该如何界定，业界仍众说纷纭。
“现在的明城墙，到底是在修复还是重建？”汤国华对目前的复建性质打了个问号。所谓“修复”，指的是修补、局部加固和局部有根据的复原。然而，如果在某些地段的大部分建筑已经不存在了，例如明城墙，许多地方只剩下墙基，却要在上面复建墙身和城垛，这本身应定性为“重建”。“‘重建’的做法牵涉到真实性的问题。这种做法在国内外都是存在争议的。”
按照国内《文物法》的要求，明城墙的复原无可非议。然而根据国外的文物保护标准，如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则明确要求“任何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宪章》只允许将建筑已经解体的部分重新组合起来，而且建筑的修复过程也必须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
然而，麦英豪认为，“重建”城墙的价值仍值得肯定。他表示，过去发掘的城墙都只留下城基，如果能将明城墙重建起来，既能对原有的城墙起到加固和保护的作用，又能让游人感受当年古城墙的恢宏气势，建立保护文物的决心。
“为文物‘延年益寿’是文保行业的天职。我们不要低估自然对文物破坏的力量，如果今天我们有能力都不将明城墙修葺好，将来城墙剩余部分的寿命也势必遭到折损。”麦英豪表示。
对市民就重修城墙过新过净提出的异议，麦英豪认为，这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尽管明城墙的重修方试图使用原有的材质和制作工艺，然而本地已无法找到适用的砖和石灰，只好将西安的材质运来充数。他表示，类似的修复方式在市内的文物古迹并不鲜见。在国外看来，只要在修复过程中留下新旧不同的印记，也是一种可行的修复方式。
“现在明城墙的修复肯定不是过去的味道了。比如美术馆的一段，就注定接不上来了。尽管我们保存这一千多米的完整性都如此困难，但明城墙已经是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能留下的唯一记忆了！”麦英豪展望，随着将来修复条件的提升，真正实现“修旧如旧”亦不无可能。
去向——修复活化方案尚待考究
目前，专家组对民国建筑还停留在检测阶段。“保护民国建筑的前提，必须是经过加固之后还可以继续使用。毕竟，它是毫无疑问的危楼，目前已经进行封楼处理。”麦英豪透露，保护方案还须1个月之后才能出来。在方案出炉之后，还须交由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讨论比对，此后方能得出最终的决策。
尽管目前“保楼”的可能性也只是初见端倪，然而“保楼派”早就房屋的活化方案进行了各种设想。有市民希望能将建筑活化为山中无烟咖啡厅，也有市民提出可以在此放映广州的历史映像，或用作民国建筑博物馆等。
“如果加固以后还可以使用的话，目前的一个构思是将其建成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展览馆。”麦英豪表示，此前的明城墙修复计划就有建立陈列馆的方案。他希望能在展览馆中展示广州历朝历代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展览馆的存在，也与镇海楼上的广州博物馆相得益彰。
“我们这么做，可以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麦英豪笑言，原本这座建筑物破坏了明城墙的风貌，如今反过来展示明城墙，也可算是“将功补过”。
“毕竟，文物保护的目的，在于‘修旧利废’。如果没有利用，文物就没有生命力。”麦英豪总结道。